品读文人（6）—文人与园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位痴迷的“园林”爱好者，在中国古代文士园林史上，备受关注，地位极高。在他的诗作中，常常有提到园林之处，如《寻春题诸家园林》本身就是以园林为题，而《北亭卧》、《秋池独泛》、《春日闲居二首》、《酬吴七见寄》等，也都或写园中景物，或记园中生活，在他的《庐山草堂记》中，白居易则叙述了在自家园林中的乐趣，“，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颇有几分乐不思蜀的味道。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园林设计工作，对造园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情怀丰富，意境深远。“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庐山草堂的大概。白居易在园林设计中将中国传统文人“独立性思想”和“隐逸情结”融入其中，“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即自比陶渊明的隐逸情怀。而白居易所提倡的“壶中天地”的园林营造方式，更是倍受后世推崇，成为以后士人园林建造的纲领和原则，直到明清时代将“壶中天地”推到极致，即所谓“芥子纳须弥”。
另一位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园林“辋川别业”在当时也颇有名气，这是他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王维在“辋川别业”隐居三十余年，此间，他或陶醉于山壑林泉之间，或吟啸于竹馆茅舍之畔，或同孟浩然、裴迪、钱起等诗友良朋“模山范水”、“练赋敲诗”。时至今天，昔日的辋川别业早已不见踪迹，但王维在那里写下的《辋川集》却依然流传于世，其中为人耳熟能详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咏的就是辋川别业中的“鹿柴 (寨)”和“竹里馆”两景。国人好为子孙置产业，至此方知产业与诗书，何者更能千古流传也。
或许因为文人营造园林的风气始盛于唐朝，不仅白居易王维如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热衷于修建园林。柳宗元在长安时，就在西郊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寄许京兆孟客书》），名为柳园。其父柳镇曾迎附近的酆乐乡农民郭橐驼为柳园种果树。郭橐驼的果树结果又早又大又多，柳宗元从他那里学得了一手非凡的园林种植技术，深悟要种好树木，就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还因而亲为郭橐驼立传。柳宗元对自家的这座园林有很深的感情，以至在因“八司马事件”被贬永州后仍念念不忘，诗句如“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春望》），“九扈鸣已晚，楚乡农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园人”（《春怀故园》）等，都是怀念故园之作。
被贬永州时，柳宗元仍不忘修建园林，他先是对寄居的龙兴寺进行了一番改造，在房的西墙上开了道门，户外还造了一个廊轩，取名为“西轩”（《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后来又为龙兴寺修建了一座东丘园林（《永州龙兴寺东丘记》），在两者被“天火所迫”烧毁后，他又在法华寺西边修建了一座西亭园林（《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在钴鉧潭修建了一座八愚园林，并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柳子厚爱园之深，不仅在于他的屡次修建，据韩愈《柳州罗地庙碑民》记载，在后期任柳州刺史时，柳宗元曾带领柳州人民整修街道，在道旁栽种树木花草，堪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第一人。
提到园林，就不能不说以园林著称的苏州。而苏州著名的园林沧浪亭，就是北宋诗人苏舜卿的故居。苏舜钦“时榜小舟，幅巾以往”，在此清幽宁静的山水氛围中他感到“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并留下了千古名篇《沧浪亭记》，而苏舜卿所留下的唯一一首词，题目也为《水调歌头·沧浪亭》。时人范仲淹、欧阳修都对苏舜卿欣赏有加，欧阳修评价他说“子美笔力豪依，以超迈横绝为奇”。在苏舜卿买下沧浪亭时，欧阳修还曾应邀作过一首《沧浪亭》诗，其中戏谑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祗卖四万钱。”
明代“吴门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诗、书、画三绝并擅，他曾与苏州名园、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拙政园园主王献臣过从甚密。王献臣常邀文宴饮、赏游，文征明对园中美景乐而忘返。便应园主王献臣之请，作了《拙政园记》，画了《拙政园图》三十一景，并各赋其诗，还亲自栽下紫藤一株，成为苏州一绝。今日拙政园匾额“远香堂”相传为文征明所书，拙政园香洲的玉兰堂，相传为当年文征明作画之所在。，而文征明手书于西山“雪香云蔚”亭的对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更是把拙政园的山林野趣描述得淋漓尽致。
除了建造园林，用诗文描述园林之外，文人对园林设计也各有自己的见解，对园林建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园冶》，就是诗如“秋兰吐芳，意莹调逸”的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而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也都有论及园林园林规划、叠山、理水、置石、建筑、植物配置的部分，是文人造园专著的代表，是文人园林的理论总结。
然而，建造园林这种风雅的事情，毕竟只有少数做官的文人才能参与，对大部分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苏子美可以一掷千金，用四万钱买下沧浪亭，而杜子美却只能在茅屋为秋风所破后，萧瑟的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句子。《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如此而言，杜甫草堂的价值，恐怕要高于拙政园千倍了。
品读文人（7）—文人与画
苏轼称画是“文之余，诗之余”，但他所说的“余”，并不是指文人墨客文赋诗余的舞弄笔墨、信手涂鸦。诗文有言不尽之意，或者不能言时，通过画将其中的味道寄寓于山水花鸟人物之中，用无言的艺术形象，来表达难以言述的思想，有时反而更能酣畅淋漓。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五言绝句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写出了独自抚琴山中的悠然惬意，这首诗意境幽远，情景生动，恰好反映出王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诗画一体的艺术风格。王维不仅诗歌脍炙人口，他在音乐和绘画上也都有极高的造诣。相传有一次, 有人得了一幅《奏乐图》, 拿去给王维看, 王维说: ＂画中弹奏的是《霓裳羽衣》第三段的第一拍。＂招来乐工当场弹奏, 其姿势果然与画上的一般无二。如果不是精通音律与绘画，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精准的判断呢？只可惜王维的画已无真迹传世，相传为他所作之《雪溪图》、《济南伏生图》，都是伪作。
后人对王维的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他推上水墨山水画的宗祖地位，一时“诸公尽衍辋川派，余子纷纷不足推”（杜琼《东原集”赠刘草窗画》）。李肇《唐国史补》中言“王维画品绝妙，于山水平远尤工”，刘昫《旧唐书》中评价他“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韩拙《山水纯全集》更对王维推崇倍至，曰 “唐右丞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曾说：“唐人王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水峰麓，自成变态……举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型尽矣。”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也正是苏轼在欣赏王维画时总结归纳出来的。不仅如此，苏轼还以此构建了自己的画学思想。所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晰”，就是他的理论之一，而他所提出的“士人画”的概念，更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苏轼不仅在绘画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画家，只不过因文名太盛而画名被掩盖而已。据何子远《春渚纪闻》记载，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有人状告制扇人家欠绫绢钱二万不还，原来这一家以制扇为业，赊了原告的绫绢制成扇子，却赶上连天阴雨，扇子卖不出去。苏东坡让他们把扇子拿来，取白团夹绢二十扇，用公案上的判笔，随意挥洒，作行书草书，画枯木竹石，让他们“出外速偿所负也”。画好的扇子刚拿出衙门，好事者争相以千金购买，一会儿就卖够了二万钱。
苏轼在绘画方面善长画墨竹，师从文同(即文与可），但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成语“胸有成竹”就是苏轼受文同启发，并根据自己画竹的体会总结出来的，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米芾评价苏轼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借诗画以泄胸中盘郁也。苏轼自题其画的诗也可为旁证： “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错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米芾评价苏轼的言论，载于其所著之《画史》中。米芾的画迹已不存于世，但《画史》却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成为后人研究他绘画的最好依据。史传米芾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据《宋史》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擢礼部员外郎”，但因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不过，米芾虽然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但他的天才在书画上却得到充分的展示。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蘘，在书法史上称“宋四大家”，他功力深厚，尤善临摹，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次一个书画商人欲将一幅唐人的真迹卖给米芾，但价格稍高。米芾便让商人把画先留在米府五日。如果他考虑好要买，则让商人五日后来拿钱，若不买，则就当是暂借以为欣赏，五日后完璧归赵。几天后商人再来时，米芾说画是好画，可惜价格太贵，还是不买了。于是就请商人将画带走。然而次日商人又拿着画上门拜访。米芾见到他就笑道，我料到你今日准来，所以有朋友来请，我都没有出门，专程在这里等你。原来商人带走的只是米芾的摹本，而米芾也并非想以“狸猫换太子”，就算商人不来，他也会上门奉还原本。他只是要证实一下自己的绘画水平而已。摹本足以以假乱真，还不能说明他的技艺吗？
文人作画，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明。唐宋两代善于绘画的文人尚属少数，而到了明代，诗画双绝的文人比比皆是，“吴中四才子”之中的唐寅、祝允明、文征明都是多才多艺，能书能画；自称”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的青藤居士徐渭，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梵高”，他命运多舛，生时疯癫，死时寂寞，但却被后代人顶礼膜拜，连狂傲不羁的郑板桥都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以书画名垂海内的香光居士董其昌，则通过“画之南北二宗”将画坛分宗立派，梳理古今绘画，廓清文人绘画的传统，为明代画坛确立了追摩典范；八大山人朱耷，“致力于”喊出一块石头和一条小小的“白眼向人”的虫的声音，更以画笔抒写了自己和整个沦亡的大明王朝的心声。
精工细作，力求准确，是普通画匠的工作，文人绘画，并不求精确，而在于抒写情怀。正是由于缘起的不同，文人才能在绘画艺术上另辟蹊径，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境界来，而文人画也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八大山人晚年不再致力于石头和虫，而只在厢房里抄写《波罗蜜多心经》，抄成若干后，送去殿堂作赠香客之用，且抄多少，送多少，既不落款，也不钤印。与作画相比，这种无言，却又是另一番境界了。
品读文人（8）—文人与赌
魏晋风度，始终为后来文人雅士所钦羡，就连赌博，魏晋名士们也流露出了后人所不能的潇洒倜傥，“东山再起”的谢安便是一例。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晋太元八年，宣昭帝苻坚兵临淝水。孝武帝司马曜命谢安征讨。谢安侄谢玄问计。“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大敌当前，尤能静心豪赌，而且赢了平日里棋技高于自己的谢玄，既已赢了别墅，却又随手送人，可见其“士族风度”。然而谢安的举动不免过于“矫情镇物”，一旦“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便原形毕露了。
大唐盛世，国力雄浑，民风强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豪迈之风。李泽厚先生评价那个年代时说它“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唐文士仍然保存魏晋名士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在盛唐文人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虽然大诗人李白与杜甫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曰，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良图”（杜甫），但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灏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而这种“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的趣味，又是何等的畅意啊！
到了宋朝，宋、辽、金各个朝廷都颁布有相应的禁赌律令，但赌博之风不但禁而不止，反而更加昌盛起来，盖各处皇帝均有喜好赌博的，上行下效，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弈棋赌是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两宋时期最流行的棋类是象棋。宋家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王安石也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其诗曰：“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宋人好赌，不但宋徽宗、王安石这样的王侯将相如此，就连给人感觉弱不禁风、吟唱“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李清照，也曾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李清照甚至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有《打马图》一书传世，其中曰：“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对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然而，李清照之所以著《打马图》，并非由于痴迷此道，而是“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而已。她甚至还将打马赌棋与抗金相比：“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打马赌棋，对女人来说，始终稍显“粗俗”，大词人易安居士，除了打马之外，更有“雅赌”的经历。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写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赵明诚尚在时，夫妻赌书泼茶，何其快乐，然而一旦斯人先逝，国家倾颓，纵然有这样“雅赌”的性质，又有谁来相伴呢？然而，数百年后，纳兰容若怀念亡妻时，仍不自觉想起了这个典故，“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凄凉。
在赌博形式与规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麻将逐渐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中坚地位，“修长城”成了国人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梁实秋先生就曾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文人也是人，当然也不能免受堪称“国赌”的麻将之吸引。梁公启超就是“麻迷”一个，他炫耀打牌可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讲的是麻将桌可以启发灵感，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这样的名言，也只有“久经麻场”的他才能讲的出来。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听说看也成瘾的，就少见了。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偏偏就属于此类。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张，惟独不看时间，管它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但他虽瘾大，却属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类型，始终保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风范，坐看云起，隔岸观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他正襟危坐也不显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难。胡适的专长在于评，一局下来，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总要大谈阔论发表感慨，“麻将中有鬼”就是他看出来的哲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赌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处，必然是不分时代国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独国人如此，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赌成性。他不仅将稿费积蓄全部输掉，还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物统统拿去当铺换钱赌博。他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祈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作家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用中国人的话形容，“玩物丧志”是最恰当不过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四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然而，国人常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形容其罕见与珍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赌博而自暴自弃、丧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不知几多也？
品读文人（9)——文人与战士
从气质上讲，文人，尤其是诗人，最有成为战士的潜质。这是因为文人骨子里饱含的浪漫激情，只有在战争中才最能释放，而文人渴望纵横沙场、建功立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更能通过战争得到满足。“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从屈原开始，文学作品中就不乏描写军旅生活和战争场面的作品；历史上也有不少文人“投笔从戎”；而文才武略兼备者更大有人在。
汉唐之际，国力昌盛，但边疆始终饱受少数民族侵扰。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竟然屡被所谓的“蛮夷”欺侮，文人也是有血性的男儿，“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班超才会说出“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言壮语，毅然投笔从戎。而唐代更是有大批的文人从军报国，驻守边疆，也因此才涌现出“边塞诗人”一派。“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的这首《从军行》可算是号召文人从军的口号；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可能是大部分从军文人心中的目标；“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成了战士，便无纸笔，托人报平安时，不知岑参心里是否有些遗憾；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算身披戎装，王翰还是充满文人的不羁；当然，爱打抱不平的文人们，也少不了要写写对“战士军前半生死， 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愤然。诸如此类的诗文数不胜数，但这些文人虽然豪言壮语说了不少，但除了班超的军事才能令人钦佩之外，其他人作为战士最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都没有显现出过人的才能，可能因为国家强盛，文人战士便也没多少机会可以表现。
到了宋代，国力衰微，情况就不一样了，文人中能披挂上阵的真将军逐渐多了起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是一例。他不仅能吟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样慷慨激昂的句子，更能在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以十万大军侵扰三十年无战事的宋朝边境时，挺身而出，以五十二岁的高龄挂帅出征。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也随后引军出发，深入西夏军防地，就地动工筑城。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范仲淹防御西夏，军队号令严明，训练有方，他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他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从此不能轻取延州。
作为战士，范仲淹只能算是大器晚成，相比之下，辛弃疾则可以称得上是年少有为了，他二十二岁时便聚众两千人举起抗金旗帜，追随耿京后，又力劝耿归附南宋。二十三岁辛弃疾奉命南渡，联系义军归宋事宜，料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率部投金。辛弃疾在返回途中得知此消息。辛弃疾率领五十余名骑兵，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此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从此辛弃疾投奔南宋，官为江阴签判。只可惜归顺南宋之后，除了设置号称“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之外，别无战绩，晚年更是屡遭弹劾，被迫归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英雄落寞，令人扼腕。
陆游的经历与辛弃疾却又恰恰相反，他自幼就饱读兵书，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上阵杀敌。他二十岁时就写诗称“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从军成为一名军官，“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圆了自己保家卫国的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时，但凡有点血性的文人，都不会甘于静坐书斋中埋头作文，更何况，倘若国破家亡，等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又有哪个文人还能潜心学问呢。投笔从戎，确是最佳选择，就算不能如此，也应该像鲁迅先生一样以笔为武器，在另一条战线上战斗不已。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评价鲁迅先生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中国人民要争取独立与自由，所以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一样，要经过浴血奋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芬的这首诗百余年来在世界各地传颂，而诗人自己，也坚定不移的这样实践着。为了追求独立自主，他放下手中的笔，离开心爱的妻子尤丽娅，毅然成为一名为匈牙利独立战争抛洒热血的战士。1849年7月31日，裴多芬在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斯人虽已逝，无法再像战士般与敌人战斗，但他作为诗人写下的《民族之歌》，却始终鼓舞着匈牙利人民战斗不已：“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另一位大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也是生而为诗人、却以战士的身份死去的。他因对英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抨击而被迫长期离开祖国，曾亲身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被推为武装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情况守城数月。拜伦病故后，希腊举国哀悼，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陆贾劝汉高祖刘邦读书，汉高祖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后来读书与否不得而知，但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却是颠之不破的真理。文人投笔从戎相对较易，但要让习惯了戎马生涯的战士解甲归田、舞文弄墨，却需大费周章，不过，却也并非不可能，吕子明就可以通过不懈努力而学问渊博、见解高明，再非昔日吴下阿蒙。实可为“弃武从文”的战士之楷模。
品读文人(10)——文人与松
李白在《赠书侍御黄裳》中曾借松树来劝诫“金吾将军”韦青。开篇“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是直言颂扬松树的品质：亭亭傲立，不会为了一点风暴折腰。而“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则借桃李来写以色侍人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终究会落得一塌糊涂。因此，他写道“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劝韦青要学习松树的品格，作一个堂堂君子。诗中提到的韦青原本也是文士，但后来凭借歌唱谄媚权贵，最后被唐玄宗封为金吾将军。这种情形，以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脾气，自然看不惯，所以写诗规劝，希望他能做一个正直的人。
与李白的劝中含讽相比，“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赠从弟》虽然也是以松为喻，但就少了李诗的“辛辣”，而多了些谆谆教导。刘桢与曹植并称“曹刘”，他以诗闻名，曹丕曾称赞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在《赠从弟》中，刘桢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本有性。”全诗格调劲健，语言质实，具有清刚之气。诗人抓住松树经寒不衰、枝干坚劲的特征，写出了松柏的凛然正气，勉励堂弟保持节操的，也表现自已对高风亮节的赞美和追求。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写出了松树的风格，更以自己的行动对这种“威武不能屈”的品质加以实践。
相传有一次刘桢因“平视”甄氏获“不敬罪”被罚做苦力，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刘桢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这石头怎么样？（石若何?）”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曹操知刘桢借石自喻，就赦免了他。
刘桢凭借自己的傲气和善辩脱罪，虽然流传为千古佳话，却也实在是铤而走险，如果当时曹操杀机稍起，刘桢再有“一何劲”的品格，恐怕也难逃一死。可见要成佳话，天时地利人和运气，缺一不可。
西谚有云：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松树在文人眼中，也并非只有一种铁骨铮铮的状貌，而是千姿百态，各具情趣。在悠然自得的陶渊明笔下，松树的坚贞就是另一种味道，“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陶潜饮酒时看到松菊，这样坚贞秀美的风姿，卓然挺立的形象，可称得上凌霜的豪杰，作者因此想起志节如松菊的隐士，要坚持他们为人的准则。陶潜想起了什么样的隐士已经无从得知，而多年以后，元代散曲家徐再思在观音山看到眠松让翠藤缠绕、与清风为邻、明月为伴的情景时想到的，却是靖节先生陶渊明。在徐再思笔下，“老苍龙，避乖高卧此山中”是因为“岁寒心不肯为栋梁”，对松树来说，它想要的，只是“半溪明月，一枕清风”。写的是松树，抒发的却完全是自己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渴望避世的心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茁壮挺拔的松树，在左思看来，如果不幸生在涧底，就只能被山上的小草荫蔽，展现不出自己的才华。这是因为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大才，但在西晋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借景抒情，在诗中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在替“涧底松”打抱不平的《咏史》中，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不得志时，读到左思这首诗，感慨万千，也以《涧底松》为题写了一首诗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诗曰：“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金张世禄黄宪贤，牛衣寒贱貂禅贵。貂禅与牛衣，
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沈沈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古往今来，文人关于松的诗文不计其数，但其中最有趣的，还应属稼轩先生。只有他没有从松树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而且，只有他把松树写的活灵活现，仿佛那不是树木，而是一位能陪自己畅饮的好友，在《西江月》词中，他这样写道：“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