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文人(6)—文人与园林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是一位痴迷的“园林”爱好者,在中国古代文士园林史上,备受关注,地位极高。在他的诗作中,常常有提到园林之处,如《寻春题诸家园林》本身就是以园林为题,而《北亭卧》、《秋池独泛》、《春日闲居二首》、《酬吴七见寄》等,也都或写园中景物,或记园中生活,在他的《庐山草堂记》中,白居易则叙述了在自家园林中的乐趣,“,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颇有几分乐不思蜀的味道。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与园林设计工作,对造园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情怀丰富,意境深远。“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寥寥几笔,就勾勒出庐山草堂的大概。白居易在园林设计中将中国传统文人“独立性思想”和“隐逸情结”融入其中,“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即自比陶渊明的隐逸情怀。而白居易所提倡的“壶中天地”的园林营造方式,更是倍受后世推崇,成为以后士人园林建造的纲领和原则,直到明清时代将“壶中天地”推到极致,即所谓“芥子纳须弥”。
另一位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园林“辋川别业”在当时也颇有名气,这是他在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王维在“辋川别业”隐居三十余年,此间,他或陶醉于山壑林泉之间,或吟啸于竹馆茅舍之畔,或同孟浩然、裴迪、钱起等诗友良朋“模山范水”、“练赋敲诗”。时至今天,昔日的辋川别业早已不见踪迹,但王维在那里写下的《辋川集》却依然流传于世,其中为人耳熟能详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咏的就是辋川别业中的“鹿柴 (寨)”和“竹里馆”两景。国人好为子孙置产业,至此方知产业与诗书,何者更能千古流传也。
或许因为文人营造园林的风气始盛于唐朝,不仅白居易王维如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热衷于修建园林。柳宗元在长安时,就在西郊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寄许京兆孟客书》),名为柳园。其父柳镇曾迎附近的酆乐乡农民郭橐驼为柳园种果树。郭橐驼的果树结果又早又大又多,柳宗元从他那里学得了一手非凡的园林种植技术,深悟要种好树木,就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还因而亲为郭橐驼立传。柳宗元对自家的这座园林有很深的感情,以至在因“八司马事件”被贬永州后仍念念不忘,诗句如“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零陵春望》),“九扈鸣已晚,楚乡农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园人”(《春怀故园》)等,都是怀念故园之作。
被贬永州时,柳宗元仍不忘修建园林,他先是对寄居的龙兴寺进行了一番改造,在房的西墙上开了道门,户外还造了一个廊轩,取名为“西轩”(《永州龙兴寺西轩记》)。后来又为龙兴寺修建了一座东丘园林(《永州龙兴寺东丘记》),在两者被“天火所迫”烧毁后,他又在法华寺西边修建了一座西亭园林(《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在钴鉧潭修建了一座八愚园林,并写出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柳子厚爱园之深,不仅在于他的屡次修建,据韩愈《柳州罗地庙碑民》记载,在后期任柳州刺史时,柳宗元曾带领柳州人民整修街道,在道旁栽种树木花草,堪称“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第一人。
提到园林,就不能不说以园林著称的苏州。而苏州著名的园林沧浪亭,就是北宋诗人苏舜卿的故居。苏舜钦“时榜小舟,幅巾以往”,在此清幽宁静的山水氛围中他感到“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并留下了千古名篇《沧浪亭记》,而苏舜卿所留下的唯一一首词,题目也为《水调歌头·沧浪亭》。时人范仲淹、欧阳修都对苏舜卿欣赏有加,欧阳修评价他说“子美笔力豪依,以超迈横绝为奇”。在苏舜卿买下沧浪亭时,欧阳修还曾应邀作过一首《沧浪亭》诗,其中戏谑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祗卖四万钱。”
明代“吴门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诗、书、画三绝并擅,他曾与苏州名园、中国四大园林之一的拙政园园主王献臣过从甚密。王献臣常邀文宴饮、赏游,文征明对园中美景乐而忘返。便应园主王献臣之请,作了《拙政园记》,画了《拙政园图》三十一景,并各赋其诗,还亲自栽下紫藤一株,成为苏州一绝。今日拙政园匾额“远香堂”相传为文征明所书,拙政园香洲的玉兰堂,相传为当年文征明作画之所在。,而文征明手书于西山“雪香云蔚”亭的对联“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更是把拙政园的山林野趣描述得淋漓尽致。
除了建造园林,用诗文描述园林之外,文人对园林设计也各有自己的见解,对园林建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园冶》,就是诗如“秋兰吐芳,意莹调逸”的明末造园家计成所著,而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也都有论及园林园林规划、叠山、理水、置石、建筑、植物配置的部分,是文人造园专著的代表,是文人园林的理论总结。
然而,建造园林这种风雅的事情,毕竟只有少数做官的文人才能参与,对大部分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苏子美可以一掷千金,用四万钱买下沧浪亭,而杜子美却只能在茅屋为秋风所破后,萧瑟的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句子。《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如此而言,杜甫草堂的价值,恐怕要高于拙政园千倍了。
品读文人(7)—文人与画
苏轼称画是“文之余,诗之余”,但他所说的“余”,并不是指文人墨客文赋诗余的舞弄笔墨、信手涂鸦。诗文有言不尽之意,或者不能言时,通过画将其中的味道寄寓于山水花鸟人物之中,用无言的艺术形象,来表达难以言述的思想,有时反而更能酣畅淋漓。
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一首五言绝句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写出了独自抚琴山中的悠然惬意,这首诗意境幽远,情景生动,恰好反映出王维"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诗画一体的艺术风格。王维不仅诗歌脍炙人口,他在音乐和绘画上也都有极高的造诣。相传有一次, 有人得了一幅《奏乐图》, 拿去给王维看, 王维说: "画中弹奏的是《霓裳羽衣》第三段的第一拍。"招来乐工当场弹奏, 其姿势果然与画上的一般无二。如果不是精通音律与绘画,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精准的判断呢?只可惜王维的画已无真迹传世,相传为他所作之《雪溪图》、《济南伏生图》,都是伪作。
后人对王维的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他推上水墨山水画的宗祖地位,一时“诸公尽衍辋川派,余子纷纷不足推”(杜琼《东原集”赠刘草窗画》)。李肇《唐国史补》中言“王维画品绝妙,于山水平远尤工”,刘昫《旧唐书》中评价他“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韩拙《山水纯全集》更对王维推崇倍至,曰 “唐右丞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也曾说:“唐人王摩诘,李思训之流,画山水峰麓,自成变态……举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型尽矣。”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也正是苏轼在欣赏王维画时总结归纳出来的。不仅如此,苏轼还以此构建了自己的画学思想。所谓“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晰”,就是他的理论之一,而他所提出的“士人画”的概念,更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苏轼不仅在绘画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画家,只不过因文名太盛而画名被掩盖而已。据何子远《春渚纪闻》记载,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有人状告制扇人家欠绫绢钱二万不还,原来这一家以制扇为业,赊了原告的绫绢制成扇子,却赶上连天阴雨,扇子卖不出去。苏东坡让他们把扇子拿来,取白团夹绢二十扇,用公案上的判笔,随意挥洒,作行书草书,画枯木竹石,让他们“出外速偿所负也”。画好的扇子刚拿出衙门,好事者争相以千金购买,一会儿就卖够了二万钱。
苏轼在绘画方面善长画墨竹,师从文同(即文与可),但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成语“胸有成竹”就是苏轼受文同启发,并根据自己画竹的体会总结出来的,他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米芾评价苏轼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借诗画以泄胸中盘郁也。苏轼自题其画的诗也可为旁证: “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错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米芾评价苏轼的言论,载于其所著之《画史》中。米芾的画迹已不存于世,但《画史》却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成为后人研究他绘画的最好依据。史传米芾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据《宋史》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擢礼部员外郎”,但因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不过,米芾虽然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但他的天才在书画上却得到充分的展示。米芾与苏轼、黄庭坚、蔡蘘,在书法史上称“宋四大家”,他功力深厚,尤善临摹,我们现今看到的“二王”的一些作品,都不是“真迹”,而是米芾的仿制品。传说,有次一个书画商人欲将一幅唐人的真迹卖给米芾,但价格稍高。米芾便让商人把画先留在米府五日。如果他考虑好要买,则让商人五日后来拿钱,若不买,则就当是暂借以为欣赏,五日后完璧归赵。几天后商人再来时,米芾说画是好画,可惜价格太贵,还是不买了。于是就请商人将画带走。然而次日商人又拿着画上门拜访。米芾见到他就笑道,我料到你今日准来,所以有朋友来请,我都没有出门,专程在这里等你。原来商人带走的只是米芾的摹本,而米芾也并非想以“狸猫换太子”,就算商人不来,他也会上门奉还原本。他只是要证实一下自己的绘画水平而已。摹本足以以假乱真,还不能说明他的技艺吗?
文人作画,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明。唐宋两代善于绘画的文人尚属少数,而到了明代,诗画双绝的文人比比皆是,“吴中四才子”之中的唐寅、祝允明、文征明都是多才多艺,能书能画;自称”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的青藤居士徐渭,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梵高”,他命运多舛,生时疯癫,死时寂寞,但却被后代人顶礼膜拜,连狂傲不羁的郑板桥都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以书画名垂海内的香光居士董其昌,则通过“画之南北二宗”将画坛分宗立派,梳理古今绘画,廓清文人绘画的传统,为明代画坛确立了追摩典范;八大山人朱耷,“致力于”喊出一块石头和一条小小的“白眼向人”的虫的声音,更以画笔抒写了自己和整个沦亡的大明王朝的心声。
精工细作,力求准确,是普通画匠的工作,文人绘画,并不求精确,而在于抒写情怀。正是由于缘起的不同,文人才能在绘画艺术上另辟蹊径,开拓出一个全新的境界来,而文人画也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八大山人晚年不再致力于石头和虫,而只在厢房里抄写《波罗蜜多心经》,抄成若干后,送去殿堂作赠香客之用,且抄多少,送多少,既不落款,也不钤印。与作画相比,这种无言,却又是另一番境界了。
品读文人(8)—文人与赌
魏晋风度,始终为后来文人雅士所钦羡,就连赌博,魏晋名士们也流露出了后人所不能的潇洒倜傥,“东山再起”的谢安便是一例。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晋太元八年,宣昭帝苻坚兵临淝水。孝武帝司马曜命谢安征讨。谢安侄谢玄问计。“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大敌当前,尤能静心豪赌,而且赢了平日里棋技高于自己的谢玄,既已赢了别墅,却又随手送人,可见其“士族风度”。然而谢安的举动不免过于“矫情镇物”,一旦“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便原形毕露了。
大唐盛世,国力雄浑,民风强劲,士林间弥漫着一股乐观、豪迈之风。李泽厚先生评价那个年代时说它“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唐文士仍然保存魏晋名士蔑视世俗、注重声名与追求现实享受等流韵余风,但在精神实质上却大有差别。在盛唐文人那里,赌博已不是有些魏晋士大夫矫情与博取名士声名的工具,而是一种单纯的嬉戏与游乐,虽然大诗人李白与杜甫都十分欣赏刘毅那种“家无儋石输百万”的胆略和气概。“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李白),“冯陵大叫呼五曰,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良图”(杜甫),但无论是骆宾王的“好与博徒游”,(《旧唐书·文苑传》),陈子昂的“尚气决,弋博自如”(《新唐书·陈子昂传》),还是崔灏的“有俊才、无士行,好蒲博饮酒”(《旧唐书·文苑传》),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真实表现。而这种“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杜甫),“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的趣味,又是何等的畅意啊!
到了宋朝,宋、辽、金各个朝廷都颁布有相应的禁赌律令,但赌博之风不但禁而不止,反而更加昌盛起来,盖各处皇帝均有喜好赌博的,上行下效,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当时,弈棋赌是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两宋时期最流行的棋类是象棋。宋家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王安石也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其诗曰:“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宋人好赌,不但宋徽宗、王安石这样的王侯将相如此,就连给人感觉弱不禁风、吟唱“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的李清照,也曾坦言:“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书画,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李清照甚至对历代博戏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予以发展,有《打马图》一书传世,其中曰:“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 对历史上赌博主要依赖于命运的习惯看法予以否定,认为才智和技巧更为重要。然而,李清照之所以著《打马图》,并非由于痴迷此道,而是“乍释轴楫,而见轩窗,意颇释然。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何?于是乎博弈之事讲矣”,为了打发流亡途中的无聊日子而已。她甚至还将打马赌棋与抗金相比:“谁能致敌千里,但愿将象过淮水”。
打马赌棋,对女人来说,始终稍显“粗俗”,大词人易安居士,除了打马之外,更有“雅赌”的经历。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写道:“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赵明诚尚在时,夫妻赌书泼茶,何其快乐,然而一旦斯人先逝,国家倾颓,纵然有这样“雅赌”的性质,又有谁来相伴呢?然而,数百年后,纳兰容若怀念亡妻时,仍不自觉想起了这个典故,“杯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写出来的,却是另一种凄凉。
在赌博形式与规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麻将逐渐占据了不可撼动的中坚地位,“修长城”成了国人最热衷的活动之一,梁实秋先生就曾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文人也是人,当然也不能免受堪称“国赌”的麻将之吸引。梁公启超就是“麻迷”一个,他炫耀打牌可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讲的是麻将桌可以启发灵感,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这样的名言,也只有“久经麻场”的他才能讲的出来。
麻将之乐,在于参与,听说看也成瘾的,就少见了。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鼎鼎大名的胡适先生,偏偏就属于此类。胡适的兴趣在于看,看庄家,看对家,看出牌,看进张,惟独不看时间,管它深更半夜还是通宵达旦,非得看出输赢不可。但他虽瘾大,却属于“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类型,始终保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风范,坐看云起,隔岸观火。即便是“三缺一”的危难之际,他正襟危坐也不显身手,哪怕是死拉硬拽请他当“替补”,也比赶鸭子上树难。胡适的专长在于评,一局下来,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总要大谈阔论发表感慨,“麻将中有鬼”就是他看出来的哲理。
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赌博既然有其吸引人之处,必然是不分时代国界,都有人沉溺其中。不独国人如此,俄国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嗜赌成性。他不仅将稿费积蓄全部输掉,还把妻子的结婚戒指、衣物统统拿去当铺换钱赌博。他赢了钱就兴高采烈。输了钱就非常痛苦。从赌场回来,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焦躁不安,有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甚至精神恍惚。碰到再也拿不出钱去赌,又借贷无门的时候,他便陷于极端绝望和可怕的抑郁之中,跪到妻子脚下放声大哭,谩骂自己是恶棍,祈求饶恕。赌场上的挫折大大破坏了作家的情绪,再加上输钱给生活带来的困窘,他坐卧不宁,无法安心从事写作。用中国人的话形容,“玩物丧志”是最恰当不过了。
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威斯巴登赌场惨败后向妻子要钱时,由于内心的自责而感到巨大的痛苦,以致他保证今后一定痛改前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四次出国,一次也没有去赌博,这位文学巨匠终于摆脱了赌博的沉重锁链。然而,国人常用“浪子回头金不换”来形容其罕见与珍贵。陀思妥耶夫斯基固能悬崖勒马、痛改前非,但因沉溺赌博而自暴自弃、丧失前途而不自知者,古今中外,不知几多也?
品读文人(9)——文人与战士
从气质上讲,文人,尤其是诗人,最有成为战士的潜质。这是因为文人骨子里饱含的浪漫激情,只有在战争中才最能释放,而文人渴望纵横沙场、建功立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更能通过战争得到满足。“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从屈原开始,文学作品中就不乏描写军旅生活和战争场面的作品;历史上也有不少文人“投笔从戎”;而文才武略兼备者更大有人在。
汉唐之际,国力昌盛,但边疆始终饱受少数民族侵扰。堂堂中华,泱泱大国,竟然屡被所谓的“蛮夷”欺侮,文人也是有血性的男儿,“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班超才会说出“安能久事笔砚间乎?”的豪言壮语,毅然投笔从戎。而唐代更是有大批的文人从军报国,驻守边疆,也因此才涌现出“边塞诗人”一派。“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的这首《从军行》可算是号召文人从军的口号;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可能是大部分从军文人心中的目标;“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成了战士,便无纸笔,托人报平安时,不知岑参心里是否有些遗憾;而“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算身披戎装,王翰还是充满文人的不羁;当然,爱打抱不平的文人们,也少不了要写写对“战士军前半生死, 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愤然。诸如此类的诗文数不胜数,但这些文人虽然豪言壮语说了不少,但除了班超的军事才能令人钦佩之外,其他人作为战士最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都没有显现出过人的才能,可能因为国家强盛,文人战士便也没多少机会可以表现。
到了宋代,国力衰微,情况就不一样了,文人中能披挂上阵的真将军逐渐多了起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是一例。他不仅能吟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样慷慨激昂的句子,更能在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以十万大军侵扰三十年无战事的宋朝边境时,挺身而出,以五十二岁的高龄挂帅出征。庆历二年三月,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也随后引军出发,深入西夏军防地,就地动工筑城。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范仲淹防御西夏,军队号令严明,训练有方,他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他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从此不能轻取延州。
作为战士,范仲淹只能算是大器晚成,相比之下,辛弃疾则可以称得上是年少有为了,他二十二岁时便聚众两千人举起抗金旗帜,追随耿京后,又力劝耿归附南宋。二十三岁辛弃疾奉命南渡,联系义军归宋事宜,料叛徒张安国杀了耿京,率部投金。辛弃疾在返回途中得知此消息。辛弃疾率领五十余名骑兵,奇袭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此举“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从此辛弃疾投奔南宋,官为江阴签判。只可惜归顺南宋之后,除了设置号称“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的“飞虎军”之外,别无战绩,晚年更是屡遭弹劾,被迫归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英雄落寞,令人扼腕。
陆游的经历与辛弃疾却又恰恰相反,他自幼就饱读兵书,渴望有朝一日可以上阵杀敌。他二十岁时就写诗称“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从军成为一名军官,“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圆了自己保家卫国的梦。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危难时,但凡有点血性的文人,都不会甘于静坐书斋中埋头作文,更何况,倘若国破家亡,等到“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候,又有哪个文人还能潜心学问呢。投笔从戎,确是最佳选择,就算不能如此,也应该像鲁迅先生一样以笔为武器,在另一条战线上战斗不已。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评价鲁迅先生说:“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中国人民要争取独立与自由,所以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一样,要经过浴血奋战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芬的这首诗百余年来在世界各地传颂,而诗人自己,也坚定不移的这样实践着。为了追求独立自主,他放下手中的笔,离开心爱的妻子尤丽娅,毅然成为一名为匈牙利独立战争抛洒热血的战士。1849年7月31日,裴多芬在在瑟克什堡大血战中同沙俄军队作战时牺牲,年仅26岁。斯人虽已逝,无法再像战士般与敌人战斗,但他作为诗人写下的《民族之歌》,却始终鼓舞着匈牙利人民战斗不已:“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另一位大诗人乔治·戈登·拜伦,也是生而为诗人、却以战士的身份死去的。他因对英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抨击而被迫长期离开祖国,曾亲身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被推为武装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情况守城数月。拜伦病故后,希腊举国哀悼,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陆贾劝汉高祖刘邦读书,汉高祖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后来读书与否不得而知,但马上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却是颠之不破的真理。文人投笔从戎相对较易,但要让习惯了戎马生涯的战士解甲归田、舞文弄墨,却需大费周章,不过,却也并非不可能,吕子明就可以通过不懈努力而学问渊博、见解高明,再非昔日吴下阿蒙。实可为“弃武从文”的战士之楷模。
品读文人(10)——文人与松
李白在《赠书侍御黄裳》中曾借松树来劝诫“金吾将军”韦青。开篇“太华生长松,亭亭凌霜雪。天与百尺高,岂为微飙折”是直言颂扬松树的品质:亭亭傲立,不会为了一点风暴折腰。而“桃李卖阳艳,路人行且迷。春光扫地尽,碧叶成黄泥”则借桃李来写以色侍人虽然可以风光一时,但终究会落得一塌糊涂。因此,他写道“愿君学长松,慎勿作桃李。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劝韦青要学习松树的品格,作一个堂堂君子。诗中提到的韦青原本也是文士,但后来凭借歌唱谄媚权贵,最后被唐玄宗封为金吾将军。这种情形,以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脾气,自然看不惯,所以写诗规劝,希望他能做一个正直的人。
与李白的劝中含讽相比,“建安七子”之一刘桢的《赠从弟》虽然也是以松为喻,但就少了李诗的“辛辣”,而多了些谆谆教导。刘桢与曹植并称“曹刘”,他以诗闻名,曹丕曾称赞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在《赠从弟》中,刘桢写道:“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本有性。”全诗格调劲健,语言质实,具有清刚之气。诗人抓住松树经寒不衰、枝干坚劲的特征,写出了松柏的凛然正气,勉励堂弟保持节操的,也表现自已对高风亮节的赞美和追求。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写出了松树的风格,更以自己的行动对这种“威武不能屈”的品质加以实践。
相传有一次刘桢因“平视”甄氏获“不敬罪”被罚做苦力,在京洛之西石料厂磨石料。曹操到石料厂察看,众官吏与苦力者均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唯有刘桢未跪,照常劳作。曹操大怒,刘桢道:“魏王雄才天下皆知,刘桢身为苦力,何敢蔑视尊王。但在魏王府数年,常闻魏王教诲,做事当竭尽力,事成则王自喜,事败则王亦辱,桢现为苦力,专研石料,研石是对魏王的敬忠,所以桢不敢辍手中活。”魏王听后,又问:“这石头怎么样?(石若何?)”刘桢朗然答:“(石)出自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曹操知刘桢借石自喻,就赦免了他。
刘桢凭借自己的傲气和善辩脱罪,虽然流传为千古佳话,却也实在是铤而走险,如果当时曹操杀机稍起,刘桢再有“一何劲”的品格,恐怕也难逃一死。可见要成佳话,天时地利人和运气,缺一不可。
西谚有云: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松树在文人眼中,也并非只有一种铁骨铮铮的状貌,而是千姿百态,各具情趣。在悠然自得的陶渊明笔下,松树的坚贞就是另一种味道,“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陶潜饮酒时看到松菊,这样坚贞秀美的风姿,卓然挺立的形象,可称得上凌霜的豪杰,作者因此想起志节如松菊的隐士,要坚持他们为人的准则。陶潜想起了什么样的隐士已经无从得知,而多年以后,元代散曲家徐再思在观音山看到眠松让翠藤缠绕、与清风为邻、明月为伴的情景时想到的,却是靖节先生陶渊明。在徐再思笔下,“老苍龙,避乖高卧此山中”是因为“岁寒心不肯为栋梁”,对松树来说,它想要的,只是“半溪明月,一枕清风”。写的是松树,抒发的却完全是自己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渴望避世的心情。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茁壮挺拔的松树,在左思看来,如果不幸生在涧底,就只能被山上的小草荫蔽,展现不出自己的才华。这是因为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大才,但在西晋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借景抒情,在诗中表述自己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在替“涧底松”打抱不平的《咏史》中,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不得志时,读到左思这首诗,感慨万千,也以《涧底松》为题写了一首诗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诗曰:“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金张世禄黄宪贤,牛衣寒贱貂禅贵。貂禅与牛衣,
高下虽有殊;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沈沈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
古往今来,文人关于松的诗文不计其数,但其中最有趣的,还应属稼轩先生。只有他没有从松树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而且,只有他把松树写的活灵活现,仿佛那不是树木,而是一位能陪自己畅饮的好友,在《西江月》词中,他这样写道:“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