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谁都不能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做好人则“善者恶之”，做坏人则“不善者恶之”，而做“乡人皆好之”的“乡愿”，就更是 “德之贼”，搞不好会被善恶双方一起攻击。所以，无论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一生都少不了会有几个怀恨在心的对象，通常自命清高的文人也不例外。

“万世师表”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私学办得如此昌盛，无人能比。但孔子办私学，并非首创，在鲁国与孔子同时创办私学的另一人为少正卯。孔子讲仁，少正卯私学公助，与孔子对着干。学生时而跟随孔子，时而跟随少正卯，导致孔子办学，“三盈三虚”。不知道孔老夫子是否因此与少正卯结下了“梁子”。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虽然孔子列举了少正卯一系列罪状，但他以大司寇代宰相职务才七天，就把办学时的竞争对手杀掉。这种行为，难免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公报私仇之嫌。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加上历朝大儒的鼎力辩解，孔子诛杀少正卯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大义凛然，无关私人恩怨。然而，另一位儒学大师朱熹凭借手中权力报一己私仇的行为，却是证据确凿，令人不齿。

据洪迈《夷竖志》描述，朱熹任两浙东路常平仓茶盐公事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著名的营妓严蕊，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的回答却是：“身为贱妓，纵与太守有滥，自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 恼羞成怒的朱熹，对“桀骜徒遭牢狱”的严蕊“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间，（严蕊）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另一方面，朱熹六度上书要求贬斥唐仲友，而唐仲友也上奏自辩，一直闹到朱熹升迁调走。后任地方官岳霖，同情严蕊遭遇，才脱了严蕊妓籍，判她出狱，给她自由。严蕊出狱时，挥笔写下《卜算子·咏梅》以倾诉其委屈，词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孔子、朱熹的私仇，在历史上的地位都远远低于他们二人，因此后人在评价时，也难免有维护偏颇之嫌。与之相比，《西厢记》中张生的原型、唐朝诗人元稹的私仇李贺，从名气上就和他不相伯仲，而两人之间的恩怨，也恰巧验证了那句老话——文人相轻。

元稹还很年轻的时候，应试明经科考中了第一名。而李贺从小就有诗名，特别受到韩退之的推崇。元稹很想与李贺交往，李贺却说：“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李贺啊？”据说元稹听了就羞怒起来，愤恨而归。谁道山不转水转，后来元稹当了礼部郎中，主管考试。当李贺要参加应试的时候，元稹就说李贺的父名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相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就此没有了考试资格，连名也报不上，郁郁终生。

元稹与李贺，在当时都才华横溢，却因此彼此相轻而反目成仇，没有机会做朋友切磋诗艺，堪称憾事，而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保尔·萨特与阿尔贝·加缪，虽然一见如故地成为好朋友，但最后还是因为立场分歧而决裂，则同样令人叹惋。

美国作家罗纳德·阿隆森在《加缪和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中这样描写萨特与加缪之间的关系：“阿尔贝·加缪和让-保尔·萨特于德占法国期间的1943年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朋友。他们结成了思想和政治的盟友，随巴黎的解放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作为剧作家、小说家、哲学家、新闻工作者和编辑，两人似乎无所不在，战后每一家法国媒体惟其马首是瞻。然而，东两方关系给他们的友谊注入了紧张，两人的成长路径遂渐对立，开始在哲学、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有必要或有可能进行何种政治变革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可以看出，与前面的事例不同，萨特与加缪之间的私人恩怨，并不是由于个人品性造成的，而是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这样的差别，比个性的差异更彻底，更无法调和。虽然两人都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但萨特认为，人在荒诞的世界面前时无能为力，而加缪认为，人在荒诞的环境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反抗，宣扬“纯粹的反抗”。因此，加缪虽然赞扬马克思主义，却对诸如俄国革命极力抨击。而萨特对于在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则给予高度赞扬。

这种差距最终导致两人交恶，相互诘难攻击，直到1960年加缪不幸在一场车祸中失去生命的第三天，萨特才发表了一篇文章悼念，其中说：“我与他曾经失和，反目。但即使双方永远不再见面，也算不了什么，这无非是另一种在属于我们的那个窄小世界里一起生活的方式，并且谁都知道谁的近况，这不妨碍我想念他。”虽然萨特的文字令人感动，只可惜这篇迟来的文字，对已经逝去的友谊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政治立场导致朋友反目，多少让人觉得不值。而能公私分明，在公事上不牵扯私人感情的王安石，其做法就颇为难能可贵，令人赞台。

苏轼的父亲苏洵对王安石一直有看法。苏洵曾写了一篇《辨奸论》，将王安石说成阴险狡诈的小人。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同朝官员只有苏洵没有到场哀悼，可见苏氏与王氏之间的不睦。苏轼入仕不久，即回乡丁父忧，回朝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与反对新法的领衔人物司马光一同，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与王安石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然而，秉性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于公必会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遭当朝诬陷，以“作诗攻击朝廷”之罪被捕入狱。由于事关重大，除了苏轼弟弟苏辙肯丢掉乌纱帽救兄，其他亲友及官员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却极力在神宗面前开脱。那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隐居，等他知晓“乌台诗案”一事，苏轼罪名已定，只争一个早迟了。想起国家多难，人才难得，王安石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给神宗。信中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将苏轼放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王安石在关键时刻，以国家为重，不计私仇，对往日的政敌表示了最大的宽恕，由此可见其高尚的品格。

《三国演义》记载，李典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张辽欲出战。乐进、李典、张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张辽破走权。可见，国难当头，武夫尚能“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此等品格，实在应令那些不顾大局斤斤计较的小文人们汗颜。

纸的应用普及以后，、渐渐改为以印章醮朱色钤于纸上，印章也便失去了“封泥”作用。唐太宗李世民曾制《贞观》联珠鉴藏印，钤于所收藏的书画中，开创了将印章转为鉴赏用途之先河。而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载鉴藏印五十四枚。不过，在唐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仍然停留在钤印收藏的层面，并没有亲自动手篆刻印章的记载，这是因为当时印章技术主要采用铸、凿两种技术，前者用在郑重场合，后者以供急用，而这两种技术对普通文人来说都过于专业，因此印章制作主要还依赖于专门的工匠。

据记载，最早亲自动手刻印的文人是宋代的米芾，他的印作流传不多，多为姓名印和斋号印。作为书画大家的米芾，其印作更是笔画形态奇肆，用刀古朴，注重结字造型，于文人篆刻有筚路蓝缕之功。

到了元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更是愈演愈烈，用印也更加普遍。在现存的书画作品上，少则数方印，多则十数方。随着印章与在书画中使用的不断普遍，为了满足整体艺术效果的需要，印章自身的艺术成分也不断增加。当工匠的作品不能满足艺术要求时，文人便开始自篆自刻。据元末明初文人刘绩的《霏雪录》记载，王冕首次用易于受刀的花药石刻印，开元人篆刻之先河，文中写道：“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石熊□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自喑，于是尽弃所有。’”能让人一见而尽弃收藏，可见王冕篆刻艺术之高超。遗憾的是，他所创的以花药石刻印之法，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推广，篆刻的主要材料，仍是坚硬的铜、玉、象牙等。

元代另一位不容忽视的篆刻大家是人称松雪道人的赵孟頫。赵孟頫是宋代没落贵族，入元后被征召为官，他官运亨通，屡经升迁，最后“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在书法上，《元史》说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在绘画上，他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的理论成为很多后来画家的座右铭。而在篆刻方面，赵孟頫也是高手，他汲取汉魏古朴典雅质朴之风，融以当时流行的九叠篆书体多变之美，形成柔中有刚的“圆珠体”，从而在篆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他还依《宝章集古》之古印样式钩摹了二卷本《印史》，对宋末元初士大夫“徒以新奇相矜”的“俚俗之弊”大加纠正，以倡导古雅质朴之风。他的《印史》从书法、章法、刀法、风格上收录三百四十方古印，以作范例。这种“印中求印”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编选印谱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明代大书画家、吴中四才子之一文征明的儿子文彭，与其父一样爱好书法，他善真行草书，尤善隶草，喜欢篆印。因一次偶然的际遇，文彭完成了王冕未竟的以石入印的篆刻方法，成为中国篆刻史上一位大宗师。相传在南京时，文彭所用牙章均亲自篆写，请李石英镌刻。有一次，文彭路过西虹桥时，看到一位老农正在与人争吵，老农肩挑两筐石头，身后还牵着一头驴子，驴背上也驮着两筐石头。文彭上前询问，原来老农所挑的是青田的灯光冻石，在当时用来雕刻妇女首饰，物美价廉，很受欢迎，老农要卖掉石头，但买主不肯多付些挑力钱，双方因而起了争执。文彭一则体恤老农，二来感觉石头漂亮，就买下四筐石头，并加倍付给老农挑力钱。回到家后，文彭偶起奇想，在石头上篆刻起印章来。谁料一试之下，便觉得既方便效果又好，从此以后，冻石便被篆刻家所广泛采用，为后来篆刻艺术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然，冻石的流行，是离不开文彭的高超技艺的。文彭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他的篆刻以小篆为主，秀丽典雅，风格妍媚清新。他的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使当时使印坛面目为之一新。尤其是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来文人所效法。在文彭倡导下，一时文人篆刻之风大起，文彭也成为文人篆刻流派的先导。吴中地区师从文彭学习篆刻的文人，也逐渐形成了文人篆刻的第一个流派——“三桥派”（文彭字三桥；“三桥派”又称“吴中派”）。

文彭之后的明清乃至近代，篆刻艺术都在蓬勃发展中，出现了何震、苏宣、汪关、朱简等著名篆刻家，形成了 “雪渔派”、“泗水派”、“娄东派”、“歙派”等各种不同风格的派别在技术上也有“切刀法”、“冲刀法”等创新，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人篆刻的艺术不断繁荣，有关文人篆刻的著述也不断涌现，明朝周亮工的《印人传》便是一例。在《印人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兰溪姜次生，亦纵于酒，外惟寄意图章。方侍御邵村，为丽水令，款之署中，酿为生罄矣!一夕，漏下数十刻，忽剥啄甚急，侍御惊起，趋迎问故。曰：我适为公成一印，殊自满志，不及旦也。事孰有急于此乎!遂出握视之。复曰：如此印，不值一醉耶?”姜次生艺术创作的狂热，跃然纸上。而能将篆刻写的如此传神，是因为周亮工本人就是一个印章迷。他官至户部侍郎，却嗜印成癖，自称“生平嗜此，不啻南宫之爱石”。“旧藏晶、玉、犀、冻诸章，恒满数十函”⑥，并遍请名手刻其名号、斋馆、诗词章句印，多达千余。所交皆一时篆刻名手，采访其事略轶闻，著《印人传》，留下许多有关篆刻的宝贵史料。

篆刻艺术易于上手，耐人玩味，又能与书画相得益彰，反映文人个体独立的审美情趣，所以数百年来才倍受文人的喜爱。时至今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篆刻软件也花样百出，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相信文人篆刻这门艺术，会更加灿烂辉煌。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隋炀帝大业二年，也就是公元606年，正式设立进士科，开科取士，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建立。据统计，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隋炀帝杨广留给后人的是一个残暴昏愦的暴君形象，误打误撞修筑的京杭大运河是他留下的唯一贡献，但杨广在文学上其实也颇有造诣，他聪明机智，才华横溢，写出过“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这样的佳句。倘若不是生在帝王家，以他的聪明才智，或许也能在科举考试中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吧。

在唐朝，科举制度进一步成熟完善。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相当重视科举制度。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体制也逐渐健全。唐太宗曾自称：“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唐朝诗人赵嘏更是一语破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她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她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在当时，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周匡物的《及第谣》也写出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以《游子吟》著称的孟郊在金榜题名后，更是通过一首《登科后》写尽了举子及第时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毕宝魁先生编著的《隋唐生活掠影》中，引述了两则唐代科举考试的趣事：《云溪友议》记载，当世进京赶考的举子，可以向当地州郡太守申请一些物质补助。一个叫吴武陵的文人，赶考前曾向本州刺史李吉甫求助：李给了几匹布帛，吴武陵嫌少，把东西退回去，还写了一封口气很不敬的信。李很生气，后来经其妻子劝说，才重新给米，李吉甫把吴武陵得罪他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入和二年，吴武陵再参加进士考试时李吉甫已官至宰相。主考官拿着拟定录取的新进士名单到中书省去审批，第一个当然要给首席宰相李吉甫，李吉甫还没看到榜文便先问一声：“吴武陵及第了吗？”主考恐怕是宰相的老朋友，便连忙回答说及第了。正在这的，来个宦官向李吉甫宣布圣旨，李吉甫需要去接旨，便给主考赢来了宝贵的时间。于是他从怀中把榜文取出来，在末尾填上“吴武陵”三个字。等李吉甫回来提出不同意见，主考因为名字已写上，便坚持不能改动。李吉甫提不出更有力的理由反对，于是吴武陵便以最后一名及第。

《唐待纪事》记载，元和年间及第的李播到新州做官，有一个姓李的举子拿着一卷诗来向他行卷。 李播打开一看，原来是自己当年用来行卷的诗。便说：“这是我未及第时为行卷的诗啊!”李举子见状，也不敢隐瞒，便实话实说道：“顷于京师书肆百钱得此，游江淮间二十余年矣，欲幸见惠。”意思是说这些诗是我以前在京师书肆上花百钱买的，拿着在江淮一带行卷已经二十多年。请您就把它赐给我吧! 李播见他可怜兮兮的，就答应了。顺便问他还准备到哪里去行卷，回答说：“江陵谒卢尚书。”李播一听，说道：“公又错矣!卢是某表亲。”那举子一听．满面绯红，拜谢而去。这个举子挺倒霉，拿着买来的文章行卷，结果碰到枪口上，行到文章作者的家。

当然，文人的科举故事，决不限于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士子。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年轻时候也曾拿着诗去托大人物推荐，人家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但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又大呼“才子”，就推荐他中了进士。白居易曾写过一组叫做《百道判》的文章，里面模拟了各种案例及判法。这是因为，中唐时考进士要考判案能力，白居易这组文章所起的作用，想来和今天的模拟题差不多。

除了白居易，王维、柳宗元、孟郊、韩愈、李商隐、贺知章等文人也都参加过科举考试考取功名，可见，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着实为统制阶级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

宋代金兵入侵，更是出现了一批力主北伐、志复中原的“状元将军”，最著名的有张孝祥、陈亮，以及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文天祥授官后组织兵力积极抗敌，后兵败被俘，乃书《过零丁洋》一诗，其末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传为千古名句。元世祖呼必烈亲自诱降，许以高官厚禄，天祥严拒曰“愿赐一死足矣！”）。他诗如其人，文如其人，诗文与人俱传不朽。

在科举时代还出现了包拯、海瑞、陈尧叟、王十朋、商辂、徐文元等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清官。他们都是读书文人出身，在考取功名后能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为百姓做事，因而受到人们的景仰。

当然，日渐腐朽的科举考试，到了明清时期就趋于没落。八股文章成了文人桎梏，文人往往试诗词歌赋为杂学，而以专心做八股文章考取共鸣为正道。“高分低能”现象严重。讽刺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明朝的进士范進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苏轼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進答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了。”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清末大文学家、政治家梁启超，十二岁便入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童，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认“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见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为书香世家，家中有万卷书楼，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南海，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却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三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与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能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能够金榜题名，鲤跃龙门固然可喜，但文人中科举失意者也大有人在，“诗圣”杜甫虽然名满天下，却未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过成功；“诗仙”李白，更由于是“罪人之后，商人之子”，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只能以“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样的奉承之句以求荐举；清朝文学家蒲松龄科举失意后，发愤自省，写出了名著《聊斋志异》。可见，文人的才华与科举成功之间，也并没有必然联系，文采好未必能高中状元，而状元进士中，无良文人也大有人在。不过，“只要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却是颠不破的真理，李白、杜甫和蒲松龄，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吗？

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从此以后，留在文人心里的，只有那绵延千年的鲤跃龙门梦。

中国文人的理想、志趣、喜好一脉相承，只是表现形式在各个历史时代有所不同，他们崇尚廉洁、正直、拙朴、节俭的品格，又具有探幽野之趣味，脱俗媚之雅量，慕先贤之追求。这种温和敦厚，讲求稳重宁静、平和的特点，使文人们在着重学问的同时，更多的痴迷于金石书画、诗词等能反映自身这种特色的艺术，“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是文人必备的素质，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雅士在诗词书画、金石篆刻、收藏鉴赏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壶作为文人最爱的茶与酒的载体，在不断的进化演变过程中，也逐渐从单纯的容器，演变成了能承载文人性格的艺术品，从而为很多文人所喜爱。

在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壶中，紫砂壶以其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的特点，获得“世间茶具谓之首”的美誉。《桃溪客语》说“阳羡（即宜兴）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等价”，可见其名贵。紫砂壶制作始于北宋，其初创阶段，工艺粗劣，只是盛水煮茶的日用器皿，直到文人参与其创作工艺后，在紫砂壶上陶刻装饰艺术，将诗词、书画、文学、篆刻等各种艺术融于其身，紫砂壶才逐渐演变成了艺术品。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应算与紫砂壶结缘的第一位大文人，他曾数次游历紫砂壶产地宜兴，并定居陶都。苏东坡生性嗜茶，而饮茶时，一定要用紫砂提梁壶才行，他自己还曾动手设计了一款“东坡提梁壶”，并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可惜苏学士设计的壶已经失传已久、不见于世，留下来的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似不足为凭，不过以苏学士的聪明才智，想来设计一件小小的茶壶应该也是轻而易举的。

元末文人孙道明也是个嗜茶的文人，曾名其居所为“且吃茶处”，而他参与制作的紫砂壶，还机缘巧合的流传到了蔡司霑手中，据蔡司霑的《霁园丛语》记载：“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罐即壶意，而孙道明如果知道自己所制的紫砂壶被人如此推崇，应该相当欣慰吧。

不过，苏轼、孙道明等文人制壶，多半是出于兴趣而非专业。第一位以制壶闻名的文人，还当属明代的时大彬，他被认为是继供春之后，制壶史上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深的壶艺大家，为制壶艺术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据吴骞《阳羡名陶录》记载：“时大彬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瑯琊、太原诸公，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做小壶”，时大彬根据文人品茶的理论和对茶具大小深浅的要求，开始改制小壶，以迎合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因此得到“明代良陶让一时”，“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等种种赞誉。此外，时大彬在制壶的识款、题铭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越过前人藩篱，开壶上题铭之先河，被周高起赞曰“大彬款用竹刀，书法逼真换鹅经”，《清仪阁杂咏》也记载道：“张叔未（张廷济）得时大彬方壶，见其题铭赞曰：‘削竹镌留廿字铭，居然楷法本黄庭。’”

制壶艺术既然主要是为了满足文人的审美需要，那么制壶艺人即使本身不是文人，但如果要想创造出受文人欢迎的艺术品，就必须对文人的价值取向、兴趣有深入的了解。制壶史上第一人，明代的供春（或曰龚供春），虽然不像时大彬那样属于文人之列，但却也与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据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正始》记载：“供春，学使吴颐山家青衣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供春于给役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抟胚，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世以其系龚姓，亦书为龚春。”

供春原是宜兴籍四川参政吴颐山的随侍书童，吴颐山入仕前，曾寄居宜兴湖滏九里山金沙寺读书。供春陪伴左右，耳濡目染，深受影响，故时论文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供春虽然不是文人，但能从文人的角度审视壶器，他的壶“壶身如树皮，壶把如树根、壶盖如瓜蒂”，被称为“树瘿壶” ，后称“供春壶”。而他“师法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风格，也被后人竞相效仿。

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著名文人、“西冷八叟”之一、号曼生的陈鸿寿曾任宜兴县令。陈曼生也是位壶艺大家，他创造的“曼生十八式”流传至今。不过陈曼生并不亲自参与制作，他只是设计样式，然后交给当时的制壶名手杨彭年制造。这种把设计与制作分开的方式，将文人学士的审美观与制壶名匠的精工细作完美结合，打造出一批壶艺精品。“曼生彭年壶”风格古朴敦厚，不媚不俗，深受文人喜爱。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制壶上也别具一格，据《砂壶图考》记载，郑板桥曾自制一壶，并亲笔刻诗云：“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这首诗名为写壶，实则喻人，借题发挥，抒发胸中感慨，比起一般茗壶上的诗句，读来又别有一番滋味了。

孟子曾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为例，说明人的视点越高,视野就越宽广的道理。由此却也可以看出把“仁”作为终身追求的孔子对山的热爱之情。王充《论衡·书虚篇》也提到孔子与严渊登山的故事：“传书或言严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阊）〔昌〕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严渊年纪尚轻，但目力已经不及孔子，可见其身体虚弱，命不久已。

孔子直到将死之时，还对身边这座雄奇险峻的大山念念不忘，他歌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此时的孔子，已经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在这几句话中，俨然是以泰山自喻，抒发最后的感慨。

许多年后，一位叫做杜甫的年轻诗人在泰山脚下仰望，或许因为联想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魄，或许只是为了倾吐胸中豪情，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隔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是否真的登上过泰山已不可知，但只凭这股“一览众山小”的壮志，就足以让他屹立诗林之巅，傲视群峰了。

不过，杜甫似乎没有料到，人生后来的旅途要比他想象中艰难的多，在经历了诸多沧桑与磨难之后，在青城山下再赋诗时，杜工部已没有了年轻时的那股豪情：“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

相比之下，与杜甫齐名的诗仙李白，虽然仕宦之途也并不得意，但人生态度就要豁达得多，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下了李白的足迹。在峨眉月下，他写到：“峨眉山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在庐山瀑布前，他写到：“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在泰山天门外，他写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在梦里，他还吟游天姥，“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登上华山时，他感叹道：“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眺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然而，有人问李白为什么喜欢山林的时候，他却笑而不答，题诗曰：“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刘禹锡《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南齐诗人谢眺在游敬亭山时写下了“兹山亘百里，合杳与云齐，隐沦既已托，灵异居然栖”的诗句，让对谢眺倾慕不已李白无限神往。而李白在敬亭山写下的句子，则让敬亭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声名鹊起，“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在这首诗中，李白一改“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傲语调，写的清雅安详，然而，透过宁静的字里行间，看到的，依然是“谪仙人”那颗高傲孤寂、不被理解的心。

高山伟岸的姿态，不仅吸引了豁达的诗仙李白，也让同样豪迈的苏东坡深深为之迷恋。他的诗中有“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二年走吴越，踏遍千里山”这样广涉群山的句子；也有“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这样从青山绿水中获得的灵感；有“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这样优美迷人的描述；也有“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桠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这样生动活泼的比喻。此外，对佛学颇有研究的苏大学士，从山水中更是得到了启迪，他在庐山所作的三首诗偈，反应的就是他从群山中获得的佛学启示。这三首诗偈广为流传，尤其是第二首，更是脍炙人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感悟与他的处境有关，在王安石的新政运动中，苏轼始终站在反对的立场，也因此饱受排挤，后来更因“乌台诗案”险些连性命都丢掉，因此，对于政治，苏轼只能长叹不识庐山真面目，而彼时正处在政治生涯巅峰处的王安石，看山时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他的《登飞来峰》诗这样写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写尽了得志时的自信与骄傲。等到王安石新政失败被罢官时，这份自信也随之荡然无存，在他的《凤凰山》中，充满了对退隐生活的不甘：“驱马信所适，落日望九州。青山满天地，何往为吾丘。贫贱身秖辱，富贵道足羞。涉句谅如此，惜哉去无由。”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句，写尽了文人的感情，他们敏感、细腻，渴望自由，热爱自然，却又向往官场，试图建功立业，往往在用舍行藏之间徘徊不定。因此，即使身处青山绿水中，他们也往往“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水都成了胸中理想的折射，而不再是纯粹的山水了。古往今来，能超越这一境界，重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文人，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