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品品文人》终于要出版了，先宣传一下，估计5号之后书店里应该就能找到了吧。这篇《文人与子女教育》是被编辑删掉的文字，可以发出来不涉及版权咯。出版社只赠了一本书，所以也没有办法给诸位好朋友寄样书啦，无限抱歉。

以下为正文：

文人与子女教育

《管子·权修》曰：“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父母的理想，文人也不例外。而文人对子女的期望又常常高于普通父母，因而对子女要求往往更严格，在子女教育上也付出更多。流传广泛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便是文人在家庭教育上呕心沥血的最佳例证。

蜀汉丞相诸葛亮，为兴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前后《出师表》更是文才飞扬，情辞恳切，脍炙人口。虽然国家危难，政务繁忙，但他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与子女教育上也毫不马虎。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曾特意说到他的儿子诸葛瞻：“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正器耳。”他担心的是：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诸葛瞻起的名字叫做“思远”。他给外甥的信也说：“志当存高远。”这都表明他希望后代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在《诫子书》中，他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言辞恳切，意味深长，堪为为人父母者之表率。而他的儿子诸葛瞻与孙子诸葛尚，虽然不能如他一样在乱世中力挽狂澜，但也算为蜀汉事业死而后已，气节可嘉，也算不负诸葛亮一番教诲。

与诸葛亮同时代的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通脱绮丽 ，纤巧清新；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而这些成就，固然与个人天分有关，与曹氏严格的家教也是分不开的。曹操的《诫子植》、《诫子彰》，或鼓励上进，或劝诫引导，显示出一片舔犊深情，而他的《诸儿令》，则对儿子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大意是说：“儿子们在年幼的时候，我虽都喜爱，但长大了能成材的，才一定用他。我这不是说二话，我不但对臣属没有偏心，就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想有任何偏袒。”

诸葛亮、曹操这样以政治为主、文字为辅的“业余文人”，尤能以《诫子书》、《诸儿令》教育子女，那些以文著称的“专业文人”们，在教育子女的方式上，就更是各显神通了。

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老夫子，一生教出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在对自己的儿子孔鲤的教育上，也丝毫不含糊。据《论语》记载，孔鲤曾对陈亢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中，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诗经》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经》是无法同人交谈的。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经》 。隔了一段时间，孔鲤从院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习《礼记》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教育说，不学习礼是难于立身做人的。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记》。”孔鲤虽然早亡，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但其子孔伋，则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学说，也算是孔门家教的成效。不过，孔鲤虽无建树，但是后世传言其有一言很是出名：孔鲤对孔子说：“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又对儿子孔伋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 虽为戏言，不无道理。

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曾子，在教育子女上更是不遗余力，据《韩非子·外诸说左上》记载，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到市场上去，她的儿子一边跟着一边哭。孩子母亲说：“你先回去，等会我回来给你杀猪吃。”从市场上返回后，曾子要捉猪杀掉它。妻子阻止他说：“我只不过跟孩子说着玩罢了。”曾子说：“孩子还不懂事，他看着父母的举动来向他们学习，并且听从父母的教导，今天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欺骗。母亲欺骗孩子，孩子就不相信了他母亲，这不是好的教育方法。”于是，就把猪杀了给儿子吃。

孔子以《诗》、《礼》教子，曾子以“童叟无欺”的实际行动教子，而北宋大文豪苏轼不仅为文汪洋恣肆、明白通畅，在家庭教育上也别具一格，另有他的一套手段。苏轼的长子苏迈赴任县太尉时，苏轼曾送他一只砚台，上面有苏轼亲手刻的砚铭：“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而苏迈也表示一定不负父示，要做一名勤政廉洁的好官。

除了“砚教”，苏轼也曾以实际行动教育苏迈作文要“求实”。苏轼被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时，有一天，与苏迈谈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的名称由来。苏迈从《水经注》等古书中找出许多说法，苏轼都觉得是牵强附会，实不可信。苏迈想找其它书，苏轼阻止了他：“不用找了。大凡研究学问、考证事物，切不可人云亦云，或者光凭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五年后，苏轼终于在苏迈上任之前找到机会，与他一起前往石钟山实地考察，以“求实”的态度找寻到石钟山的来历，而这次考察的结果，也记在了他著名的《石钟山记》一文中。至于苏轼晚年所作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表面写儿，实则讽刺，“似诉平生不得志”，不足为其教育子女的依据。这样一个躬亲教育子女的大文学家，又怎么真的舍得让子女“愚且鲁”呢？

“身教胜于言传”这种身体力行的教育方法，委实值得学习，而与苏轼同时的司马光，更是现身说法，通过自己的实例来教育子女。相传，司马光为了教育其子司马康，特意撰写了一纸脍炙人口的家训篇《训俭示康》。在文中，他举出三件亲身经历的例子： “自为乳儿”时，司马光就“不喜华靡”。他总是把长辈加在他的身上饰有金银的华美衣服 “羞赧弃去之”；二十岁考中进士时，司马光与同榜进士赴御赐国宴，别人都把皇上赏赐的金花插在帽檐上，唯有他“独不戴花”。直到有人警言“君赐不可违”时，才勉强“簪一花”；平日里，司马光“衣取蔽寒”，“食到充腹”，不敢以与众不同的行动求得过奖名誉。司马光更写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而他最著名之教子警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成为了千百年来无数人的座右铭。司马康也没有辜负其父的辛苦教导，他从小严谨、聪颖，博通古籍，曾任校书郎、著作佐郎侍讲等职，被世人誉为“口不言财”的贤人。

《战国策·赵策》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文人们对子女不惜辛苦操劳，或循循善诱，或严加约束，都是为了子女的将来。然而，“贤母使子贤也（《韩诗外传》）”，这些著名文人们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又何尝不是因为他们父母的苦心栽培呢？“孟母三迁”造就了“亚圣”孟子，“画荻教子”则培养出了才高八斗的欧阳修， 而苏轼、司马光等人，也都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落实思树，饮水思源”，文人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应该也会想起辛勤培养自己的父母吧。